从1951年起，中央决定在各地工商业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谁来出任全国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呢？周恩来提名陈叔通，毛泽东很赞成。
陈叔通德高望重，虽然非工非商，但做过多年银行工作，其间颇多建树，卓有信誉，并且同工商界和银行界有着长期的关系，由他担任这一职务，负责筹建这个组织，正是用其所长。
当周恩来把这个提议告诉陈叔通时，他有些踌躇。成立全国工商联，陈叔通举双手赞成，但从没有想过这个组织要由他来筹建，并且担任领导职务。他对周恩来说：“恐怕不合条件，因为我不是工商资本家。”
周恩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考虑一说，陈叔通就愉快接受了。1952年6月20日至30日，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陈叔通当选为筹备会主任委员。6月30日，陈叔通向毛泽东献上锦旗，以表敬意。
当时，毛泽东经常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座谈会，同他们面对面地交换意见，共商国是。陈叔通作为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经常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开会时常常是大家围坐一张大桌子，毛泽东居一侧，党外人士居另一侧，党和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导人坐在两旁。
在这些座谈会上，毛泽东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要是工商界人士)深刻阐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阐述了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论述了资产阶级面临着新的学习任务。
展开剩余81%这些精辟论述使陈叔通获益匪浅。他总是及时地向工商界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且在工商联的工作中自觉认真地贯彻执行。同时，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段，他都出谋献策，向领导部门提意见。
1952年6月30日，陈叔通向主席献上锦旗
例如，在企业改造基本完成后，他根据党的政策，提出建议，要求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在1956年夏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接下来便由陈叔通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他精神饱满，热情洋溢，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会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周恩来也称赞他的报告内容好，有真情实感。由于毛泽东等人的信任和支持，阅历丰富、见解明智的陈叔通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毛泽东除了开会时征求陈叔通的意见外，还不时请他到家里叙谈。他按约定时间去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经常在门口等候；他出门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关上车门，待车走远了，他还看到毛泽东在招手。
毛泽东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多数是赞扬的。也有几次，毛泽东听了他的话，沉吟不语。陈叔通以为自己说错了，但他知道毛泽东喜欢他直言不讳。所以，他心里有话总是向毛泽东申述，他知道毛泽东不但不会见怪，还可得到他的教益。
例如，在“大跃进”时期，他看到些不正常的现象，就向毛泽东反映，并说，是“稳步前进好呢，还是急躁冒进好？”又如，他对毛泽东说，现在革命已经成功，在党的领导下，“矫枉必须过正”是否可以考虑？
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说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
介绍见下行文字
1947年11月民盟解散后，沈钧儒潜赴香港继续活动。行前合影（右起）：沈钧儒、陈叔通、罗隆基、陈新桂、张澜、叶笃义、张茂延
以下为如去注。
“矫枉必须过正”是近代中国争论较多的一个理论问题。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有段非常生动的描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矫枉必须过正”的滥觞据说出自于康有为，后经过梁启超的鼓吹，为不少革命者认同。梁启超说：“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这里“跳两级”的表述很有意思，把社会的惰性一并考虑在内，颇有几分做买卖“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意味。
胡适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
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中也写到：“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主席这里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如果不站在一定的高度、不了解当时的大环境，是很难理解的。试想：有两个人群，一方长期被另一方欺压，现在弱势一方站起来了、名义上做到和强势一方平起平坐了，那么在短时期内，原来强势的一方肯定不甘心、而原来弱势的一方肯定不习惯自己的新角色，于是原来强势的一方必定会很快再次掌握主动、并实现全面压制原来弱势的一方。
这样一来，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只有帮助原来弱势一方，把原有的强势的一方的嚣张气焰完全打下去，让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夹着尾巴做人，才可能维持相对平衡。
类似的，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如去注毕。
陈叔通同毛泽东不仅商讨国家大事，而且经常谈诗论画。他赞美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都表现了伟大的气魄，非常令人钦仰。他也和毛泽东观摩一些文物，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
1963年，陈叔通请沪上海派篆刻大师吴朴(字朴堂)刻制毛泽东藏书印。此印布局简约，线条舒畅。1963年以后毛泽东藏书上均钤印有这方印章。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岁。党和人民高度评价陈叔通的一生，而这位清朝的最后一科翰林，生前常常提起的是毛泽东对他的关怀与帮助。他说：“我对中国的光明只是一个憧憬，经过与党的最高领导的多次谈话，我的认识才豁然开朗……真正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2月，陈叔通等人北上赴解放区
1961年，陈叔通在人大会堂向主席、少奇向祝贺共产党生日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二部分。完>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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